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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地与原住民
作者: 来源:PlateauWild 日期:2016-7-20 9:13:05 点击:68

 

建立保护区往往需要调整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,如何安置保护区内的原住民就成了重要而棘手的问题。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起,原住民经历了排他式的“堡垒式保护”到参与式的社区保护的转变。这个过程有哪些经验教训?对中国有何启示?

 

布须曼人的血泪

上世纪90年代,博兹瓦纳政府下令,驱逐卡拉哈里保护区里的土著居民布须曼人(Bushman)。讽刺的是,该保护区1961年建立时,初衷之一是保证布须曼人能延续数千年来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。三十年后,管理者发现保护区里的动物数量似乎下降了,便决定搬迁布须曼人,结果酿成了一场人道灾难。背井离乡的丛林人只能靠政府救济过活,如果偷偷回家打猎,又会遭到保护区的惩罚。直到今日,布须曼人还在申请法律调解,争取重归故土。

布须曼人的遭遇绝非孤例。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成立时,定居其中的印第安部落也一度遭到了斥逐甚至杀害。为了保护老虎,印度政府迁移过一百多万人。曾有统计称,非洲的“保护区难民”竟有1400万人之多。

 

非洲保护区的黑手段部分源于早期的欧洲殖民政权,种族主义倾向发挥了一定作用。其实,全球各地的政府都习惯以保护为借口,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。而保护界人士也曾持相似的立场。保护人士曾倡导“真荒野,无人烟”,认为人类是自然环境的直接威胁者,是保护地管理的障碍,必须清除出去。

但事实上,除了南极洲和深海世界,现存的荒野都有着动辄几千年的人类居住史。当今的气候变化、海洋酸化,使得地球每个角落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。

 

社区保护的源流

排他性的“堡垒式保护”(fortress conservation)渐渐遭到质疑,保护人士从偏激的理念中醒悟。原住民非但不会对自然资源构成威胁,可能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。因其世居于此,更了解土地。

标志性的转折发生在1975年的世界公园大会,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主办的保护盛会,十年一届。会议通过了一项议案,给予保护地内原住民应有的权利,使他们和政府在土地利用方式、开发、政策制定方面有更多商议和合作的空间。

发展到今天,几乎所有的大型保护组织都制定了与原住民相关的策略。保护机构与保护地内的原住民合作,共同商议、设计保护项目,将其视作同事甚至是顾问。推动良好伙伴关系的同时,还发掘了更多更好的保护措施。这种形式,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“社区保护”(community conservation)。

虽然传统保护和新保护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合(见上周推文《传统保护的新形势》),但在对待原住民的问题上,双方难得地意见一致。关注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传统保护人士,也承认原住民在就地保护中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
比如,保护国际(CI)在建立之初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,但在近十年转型,探索从自然保护中获益、进而促进保护的途径。在印尼西巴布亚省的滨海地带,CI支持当地社区建立自主管理的保护区,有效阻止了90%的非法捕捞活动,并吸引来大批潜水观光客,为当地增加了收入。

与新保护类似,保护成效说服力不足,也是社区保护为人诟病的一点。除此之外,社区保护还面临着一系列难题,包括有怀疑政府能力的嫌疑、难以达到预期经济效益、与当地社区关系难以维系、涉及的物种范围狭窄等。

 

土地所有权

原住民往往珍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,家园重如性命。然而,绝大多数原住民并没有合法地拥有家园。保护人士敏感地察觉到,原有领土及领土权可以成为新的保护手段。

于是,很多保护机构宣传原住民土地权的概念,帮助划定原住民保护地的边界并加以管理。或者,将生物多样性高的保护地交给当地人管理,但仍尊重政府的意见。熟悉相关的法律条款后,当地社区能更积极有力地阻止砍伐、挖矿等活动。

但将保护责任全部交托出去也存在风险。当地社区最终可能会妥协,允许砍伐或采矿队伍进驻自己的土地。此外,随着人口增加,原住民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。不过仍有人坚信,由于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,原住民对砍伐或采矿的拒绝态度要比政府更坚定,原住民仍是生态系统的最佳守护者。

传统保护方式一直被新派保护人士评价为“不近人情”。其实传统保护方法并不是漠视人的需求,只是专注于保护一千多万其它物种。时至今日,采掘业愈发进驻深山,掠夺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,保护机构和原住民逐渐形成共识:支持建立严格保护区,拒绝任何形式的开采、砍伐。

 

收益问题

利用传统保护措施管理保护地,往往会对当地社区产生正面的影响。比如,为了净化水质、保护湿地,环保机构会帮助当地合理管理牲畜、提高作物多样性、加强基础教育建设。最终,这些措施既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健康,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。

 许多新保护项目的弊病是,在项目初期就给当地人这样的信息:参与保护,你会更富有。然而现实往往很复杂,经济效益回报极慢。希望落空的人们难免回归原先的生活方式,继续消耗自然资源。遇到诚心保护的原住民社区——真心守护寄托族群精神的土地,抑或只是希望自己对土地的管理方式能得到政府认可——绝对是保护机构的幸运。

社区保护还可能变成为攫取经济利益的借口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运动狩猎是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所谓保护方式。同样是猎杀野生动物,本地农民只想保住自己的庄稼和人身安全,却成了偷猎者;有钱的都市人为了享乐而打猎,反倒是支持了高尚的保护工作。

但也有观点认为,在非洲,确实只有生态旅游才能保护野生动物。塞伦盖提的良好管理,得益于成功的观光旅游业,能获得大量资金用于保护。卢旺达、乌干达的山地大猩猩观光旅游也对大猩猩保护居功至伟。

完善的社区保护项目需要多领域专家的参与:生态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人类学,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甚至需要外科专家。当然,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,必须要有当地社区的参与。人需要自然,自然也需要人。原住民可能才是真正的保护专家。他们世代践行保护,已有数世纪之久。